境界之思

                　　人民共和论

　　　　　　　　　　　　　　　　　曾江涛

“人民共和”这四个字，是我在新中国的国号中选取的。在我们的预见中，其可以成为我们在文化上兼顾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社会形态；而在我的心里，她是中国人的出路，是我们改革的目标，也是中国新文化的特征和民族现代化的标志。尽管在文辞上，我们的国号是作“中华人民”之“共和国”的表述，但也不防碍我们作“中华”“人民共和”之“国”来理解，并在思想和文化上揭示其“人民共和”这四个字所应当包含的内容。本文便是一种尝试。我知识浅陋，但千虑而有一得。在此谈谈我的看法，愿这一家之言能为人们在迷茫中的求索多提供一个思路或底本。

　　　　　　　　　　一　由“人民”是谁说起

在我们的话语中，“人民”一词随处可见，也常挂在一些人的嘴边。不过，与其它几个如“群众”、“民众”、“公民”等这些词比较起来，对于“人民”的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却非常暧昧，是让人摸不着、看不见的。张三是人民吗？李四是人民吗？人们不会这样去思维。人们按照习惯，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即执有专政之权去打击敌人的主体。也正是因为只将它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我们“民众”的权利常常被人以“人民”的名义所盗用。以至于让看不下去的人撰文建议废除掉这一个词。

虽然中国目前所存在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民”一词在滥用中被盗用了，但“人民”这个词，是不能废掉的。因为它承载着我们用鲜血去描绘的历史，也凝结着我们民族英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的一生的智慧。“人民”一词，在理念上与我们同西方的文化交流有关，但用的是中国字，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实践中用胜利的历史去书写的，是中国新的社会文化的基石和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这个词之所以被我们所选用，这里面有讲究，否则不会启用和流行。我们现在还不习惯将“人民”作单数概念的运用，只是我们还局限于与“敌人”举对的历史层面上的粗浅认识，还没有能够在理论的提升中赋予其在社会文化上的意义罢了。我们不仅不能废掉“人民”这个词，相反，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思想上和文化上的清理去弄明白它的份量，以便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

关于“人民”的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之所以不明确，之所以在日益神圣化中变得有些暧昧，首先是因为我们懒惰，不愿开动自己的脑筋，只是一味将自己的脑袋系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其次是因为我闪忘记了自己是谁，割断了自己的文化命脉，丢失了发展自身文化的根本。“人民”这个词，是可以用来作“我是人民”这样的造句的。不必非要说“我是人民的儿子”。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将我们的认知方式归回到中国人的认知方式中来，并有着关注人类文明的历史眼光。

我们在政治上历史地将“敌人”作为了“人民”的对立物，但在中国的文化中，则可以将所谓的“敌人”在文化上转换成“畜生”来看。也就是缺乏道德而胡作非为的人。中国人有成已之学，是讲究要懂得做人的。做人，就要有人格，所以“人”这个词，在文化上，我们可以作“追求人格完善者”来理解。孔子为了强调人们在“仁”中的人文属性，就讲过“仁者人也”的话。“人民”之所以不是“农民”、“国民”、“公民”，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有着强调有人性和人格这一人文之“人”的需要。我们政治上的“敌人”，从道德上讲，就可以作不具人性和人格来处理，而当作与畜生没有多大差别的存在。“民”，是一定社会中的组成成员，与公共权力相对应，我们可以在其参与性中作“公民”来理解。为此，所谓的“人民”，就是指在生活中追求人格完善的具有一定政治权力和一定道德水平的能够称之为人的公民。这样一来，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就可以理解为“为人们的人格完善和价值实现服务”，体现出“以人为本”和“以德立国”的理念来。同时，对于“人民代表”而言，就当是“德高望重的人”了。再加上我们在“人民民主专政”中人人讲道德，处处讲道德，我们要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大概不会出多大的偏差。从文献中看，我们古人就是在人文的意义上通过和动物对举来用“人民”一词的。如韩非《五蠹》曰“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只是我们在这里提到了“道”与“德”，又再次需要人们回到中国的认知方式中去认识和理解这两个字，不能只用西方人的眼光作外加于人的“行为规范”去看。

　二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并为此而自豪。不过，如今的人们并不认识和明白她与自己的生活有着怎样的联系，甚至从心里认为她很丑陋，希望和她脱离干系。唯一有的价值，就是可以在外国人面前，把她当作古董来炫耀一下，表明自己这个种族曾经阔过。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只是原来我们讲“道德”的中国人被讲“科学”的西方人打过，受了些刺激。不知是为了“以夷制夷”，还是“企踵权华”，反正是从此不再师古而以夷为师了。

自中国人受到资本扩张的冲击以来，强大的西方文明便横亘在我们的前路上，既让人们在难以望其项背的感受中心神不安，也让人们在急功近利中丧失了自我和忘乎了所以。因自己挨了打，就骂祖宗不成器；因西方文明而且强大，就割断自己的文化命脉而跪拜在西方文化的脚下。过去我们讲法地法天法道，现在是一心一意地法西方人，将自己的脑袋系在西方人的屁股上。倾慕别人的成就而脱离自己的实际问题，不开动自己的脑筋而在别人对事物的看法中去作想当然的选择。邯郸学步，人亦亦云，拔苗助长，自以为是。我们曾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然而，继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挫折之后，如今我们又在 “改革共识基本破裂”［1］中面临着道路的迷茫和社会的失范。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在这由西方人唱着主角的世界里，我们虽然在自主的意义上站起来了，但并没有学会走路。古人在《大学》里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们现在是不明本末，也不识终始了。我们如何才能适应世界的变化？亦或我们如何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亦或我们应怎样选择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既从容又自在？仍然是我们在看似理性中向西方学习了漫长的一个多世纪之后，需要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十分现实的课题。社会的失范，是不明本末；道路的迷茫，就是不识终始。不仅我们在各种教训面前以对“应怎样”找不着北了，让美国学者亨廷顿找也不着北了，为我们现代中国文明的形态和性质也打了一个“？”，并怀疑中国患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2］。其实，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如何”或“怎样”的课题，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不只是一个零碎的关于道路选择的方法论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这一实践主体应当秉承怎样的信仰和怎样的信念这一事关文化的问题。

虽然人总是在悲剧中踉跄前行的，但人类能走到今天，凭借的还是人们的理性。我们要生活得好，就是用好自己的脑袋，懂一些事理，不要“只知道吃饭”。 在西方存在着较中国更先进的文明，这是我们否定不了而应当直视的。如果我们有自己的脑子，就应当一方面对我们自身的过失加以反思，一方面也要在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中对西方的文化有甑别能力。西方文明，确实让我们长了见识，开了眼界，但它毕竟是别人花了不少时间才创造和累积出来的。这其中，有我们应当看到的现代性质，也有我们应当留意的“文明以止”［3］的缺陷。西方的文明成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把它看作是我们在打盹时别人多走了几步棋而占了先手，进而为我们只留下了在接下来的棋局中尽量去作好自己谋划与努力的命运安排。一不能就此认输，二不能就此认为别人就很聪明，而自己很笨。我们聪不聪明，还要看我们在长了见识之后有如何的表现。有道是：“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永久的。”我们既要有自己所秉承和认同的东西，也要对自己的理性有所自信。我们要向西方学习。但真正的学习，按认知理论讲，是要以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去消化吸收未知晓的知识或者通过获取知识来提升自己原有的知识结构，进而使自己获得圆通的智慧而不是支零破碎的知识；而不是象模仿明星一样地地照着别人的样子去做，或者象接圣旨一样地听从别人的话。西方文明很伟大，但通过一定时间才能创造出这一文明的西方文化，则还是有着其自身所具特点的局限与不足的，并非十全十美。“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

由于人们作为“民”，首先是要吃饭，然后再是想事，是在实践中去增长见识的，所以存在着认识不清的问题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最关键的一条，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有自己的脑子，要能够做到“本我变通”［4］。即立足于自己的实践，针对自己的问题，用自己的头脑寻找出路。用毛泽东的话讲是“反对教条主义”；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可以叫“自由”；用老百姓的话讲可以说是“守本份”。 就中国目前存在的现实情况来看，我认为存在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解决：一是我们现在还处在支零破碎的知识的拼凑阶段，是“扛着半截就开跑”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未能找到我们的文化之根和信仰之本；二是我们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太肤浅太情绪化。“不要忘了自己姓啥子！”，这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告诫那些忘乎所以的人的话。对于今日之中国来讲，我认为也是实用的。因我们在西方文明的五色光环中有些忘乎所以了。我们的祖宗是成过器的，而我们现在，则有些不成器。

我们由于对自己日用而不知的社会文化缺少应有的理性认识，只是在祖先维系小农经济的宗法礼仪中感受到了对于自身自由的限制，就便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地将中国人在生活实践所崇尚的关于“道”与“德”理念，当作“行为规范”、“儒学”、“封建文化”踩在了脚下，抛在了身后，所以失去了文化的根基和信仰的根本；在西方看到了“科学”和“民主”这两根支撑起西方文明的柱石，就“扛着半截就开跑”地认为自己找到了救世的法宝，而不识所看到只是在西方社会自身的“本末”与“终始”中结出来了文明之果或者说代谢产物，我们所需要的是从自己的认知和条件中通过一定的“终始”去开出与之能发挥同等功用的“本末”来，所以在割断自己的历史延续性中走着弯路和争吵不休。

我们都是有自己的脑袋的。这个脑袋，让我们有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判断。人们的智慧也好，信念也好，是人们在自身的生活情境中“对于这种本源情境的生活领悟”［5］。而我们的社会文化则是在人们这“生活领悟”的沟通中产生和发展的。俗话讲：“鞋适不适脚，只有自己知道。”所谓“共识”的问题，对于单个的人来讲，是价值观的认同问题；而对于整个民族而言，则是人们在价值观的交流中以主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具有主体性的文化问题。也就是说，所谓“共识”问题，我们最终要落实到以人们的认同为基础的，表现为具一定主流的民族文化上来。对于主体而言，所谓价值观，就是人们对事物存在的“是”与“非”、“好”与“歹”及其好歹的程度和产生的可能的判断与选择，表现为人们在生活中通过意识的“情”“知”“意”结构折射出来的关于事物“美”“真”“善”的认识和体验。用《大学》里的话讲，就是“知止”的理性，是“在止于至善”的。价值观的形成，是主体在与客体进行互动中求实然这一过程中实现的，是实践的结果，而不只是一个说教问题。它一方面取决于主体的认知水平，一方面还将取决于主体所处的实际环境。就我们目前面临的“共识基本破裂”的局面而言，它的出现，就在于人们在“共同富裕”的预期中，虽共同感受着“改革开放”为人们带来了生活处境反差极大的历史真实中，却因各自得到的不同的处境而有了不同的价值判断与理性支持；而不同的价值判断与理性支持，便在同样的历史事实中求出了不同的是与非来。

文化，是实践的产物，是智慧的碰撞，但它不只是知识，也不等于真理，而是一定群体在一定的真实感受中对于自身存在方式的选择和追求，是人们在对实然的认知中以一定的信仰和风俗来体现的群体的风貌与品格，是人们在自为中寻求自在所展示出来的生活样式和生活财富，是人们在认识自然和把握自然的过程中与自然融合的状态及其程度的体现，是一个“人自然化”和“自然人化”［6］过程，有着信仰、准则和财富为代表的道法器三个结构层次。在“文明以止”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就是人们在知然中知止的理性及其在知止中所呈现的文明形态。因主体不能复制，历史不能重复，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受着地域和交往的限制，进而有着多元的存在。同时，也因为文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的产物，所以多元的文化，会随着人们的交往，在价值观的认同中走向融合与趋同，人们在这价值观的认同中所产生的具一定主流和特征的文化，就是民族的主体文化，也是人类的文明形态。

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人们目前在思想和文化上所表现的所谓中西马的分歧与争论，究其实质，不过是人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因价值观的差异而表现在对现实文化资源的不同借鉴罢了。也就是说，我们所要解决的“应怎样”的问题，是我们在新情况对新问题作出自己的有关“美真善”的判断问题，不能指望有现实的答案而必须本于从我们自身实践中用我们头脑去总结和升华。这不是什么“客观”的“真理”问题；也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只“摸着石头过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西方人的技术和生活方式的介入了我们的生活引起的。西方人的介入，因中国人倍受凌辱而在情感上对中国人造成了伤害，但在事实上是将中国人引到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并需要中国人切实地去面对。同时，这种介入，也在智慧上为中国人带来了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并以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向中国人提出了智慧的挑战。我们可以照搬西方的技术，也可以照搬西方的民主形式，但我们照搬不了西方的心智和信念；你可以也相信上帝，认为有超验的“理念”，但你欺骗不了自己的眼睛；你可以欺骗自己的眼睛和心智，但却欺骗不了存在着的事实。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有自己所面临的处境和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有中国在踉跄前行中成熟起来的中国文化；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也是因为我们有着自身的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中去处置和解决自身问题的信仰与信念。如果我们离开了信仰和信念这两个东西，我们就会丢失根本，忘记了自己是谁，而成为迷途的羊羔。

我们和西方人生活中同一片蓝天下，也是在族群的社会中发展过来的，如果我们能冷静地审视我们不同文化形态，不论是“科学”也好，“民主”也好，“自由”也好，都有其在自为中的自在形式。我们不能因“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就以西方所存在的形式为标准，为“客观”，为“超验”的价值。什么“中国没有逻辑”，什么“中国的辩证法是朴素的”，什么“中国人讲道德而不讲科学”，什么“中国从来没有过民主”，甚至儒学是不是“宗教”也要讨论。大有西方是什么样子，中国就应该是什么样子，西方有什么，中国就一样也不能少的架势。就如同宇宙的主宰者已经降临了一样。

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开始有了“文化自觉”，开始重视我们的古老智慧或传统文化了，但仍不是以西释中，就是滑进所谓“民粹派”的泥潭。我们对“中国文化”这个，就如同前面提到的“人民”一样，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的古人是或“家传”或“述而不作”，未能建立起如西方一样的体系化的东西；而我们是日用而不察，只能断章取义。一谈到“中国文化”，概念中出现的，要么是“儒学”，要么就是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不知所云的“阴阳五行”的名词。由于有“科学”和“民主”这些名词在，自己所知道的中国文化中的那几个名词，自然是不在话下的，离得远一些的好，以免自己在“近墨”中变愚昧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2005年在所谓“国祭”中上演的闹剧，更是让所黑者更黑了。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是有其背景的。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就是医源性的免疫力下降与失调。即我们在接受西方观念的同时，不仅我们用于思想交流的中国文化将只剩下汉字了，而且汉字本身也在失去它的灵魂和表意功能而符号化。我们前面提到的“道德”二字便是一例。

“中国文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在此我想粗略地谈谈我的看法，供大家讨论。

中国文化，从其体现来看，如有人指出的一样，不外“道”与“术”两个字；从其实质来看，可称为“天命观”或“唯理主义”，其以“道统”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其内容来看，是立足于一个“生活的世界”，在“气的一元论”中，以“阴阳互根”和“五行生克”为视角，去认真总结（诚之）实然（实在之诚）的启示和教训（言说之道），在认清事物的本末与终始（轨迹之道）的基础上，“以理为尊”，发挥自己“知止”的理性（明德），在自为（法）中，寻找到一条能够获得的“是”（实然）与自在（中庸或非霸与亡的王道）的出路（道路之道）。儒学，便是这一“道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较为成熟的阶段性的一种文化形态。

有人会说“天命观”，是宿命论，这是误解，是不明白“天命”为何物的表现。前面我已经强调了，文化是以人们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根植于社会实践的产物。中国文化是在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的，这是我们认识中国文化的落脚点和源头。中国文化以“道统”的形式表现为“道”与“术”两个方面。为此，我们得从“道”字说起。

在中国文化中，什么是“道”？所谓“道”，是中国人受地域所赐，在经常与天的气候打交道的农业生活中发展起来的观念，有着三层含义：道路、轨迹、言说。而之所以发展出了“道”的观念，则与我们在生活要为自己寻求生路有关。“天行有常”，日出月落，冬去春来，就如同人们走在道路上一样，有着一定的轨迹。但气候的无常，也时时给我们带来灾难，称之为“阴阳不测”［7］。为此，我们在时顺时不顺的生活道路中就要去仰问苍天：“何至这样？”，苍天不作答，但人是有理性的。所谓“天道”，就是在“事实告诉我们”中这个“事实告诉”。即在我们所生活的时空中，由那些自在自为的本来是那个样子的所谓“自然”的事物，以及在人们有意识的行为中所得到的“实然”的结果，通过“教训”和“经验” 在我们的实践中所告诉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听懂和明白自然和实然通过存在于我们实践中教训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靠的是自己的领悟，是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的。“悟道”，就是去领会实然都告诉了我们什么和可以告诉些什么；“志于道”就是“认真去总结教训和经验”，给出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理论，进而为自己的出路服务。我们的言说，是在自然变化的轨迹以及我们实践的教训中由实然告诉我们的，为此我们分别针对实际结果、方式选择、实际路径及自在本源这四个方面去讲究“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而我们所言说的东西，虽都源于实然的昭示和教训，即所谓的“道”，但所讲的都是经过自己的思维加工去解构和清理过的，只是自己对于“道”的领会。我们将人们对道的领会称为“理”。即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至于谁更有道理，“我们走着瞧”。事实会说话的。在这里，一方面由于你有你所感知的真实，我有我所感知的真实，所以各有各的理；同时，在“事实会说话”的前提下，我们都敢于说“走着瞧”。 “走着瞧”是自己的自信。因此，就“道”的概念而言，它首先是着眼于人们的生活出路之“道”。没有主体寻求出路的前提，也就没有接受实然的教训之“道”的需要。我们的认识，要问题出发，并根置于我们的实践。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要有所领会，有所言说，有所作为，必须经过自己的思维加工去解构和清理实然的昭示和教训，同时，在这解构和清理出的理中，还要不致让我们自相矛盾和受到实然的严厉教训，这就提出了一个能动问题和素质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化中所讲的“德”。“德”，对于实然的昭示和教训而言，就是有所领会，或领悟到了。所谓“德者，得也”。它是人们作为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文化素养的体现，是在人的存在中通过意识中的“情”“知”“意”去将自己的道路与听从实然的言说结合在一起而在实然中得到自在的桥梁，是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没有在实践中存在的听从实然的言说这一需要，是无所谓“得”的，不经过自己头脑的加工，也无所谓“得”。因此，“德”是中国文化中讲主动性自觉性以及推崇理性和智慧的概念，体现了中国人本主义文化的特点。同时，古人对于“德”的重视，也表明了中国人日益从巫祝中走向了理性化。如果我们要为“德”下一个定义，可以讲，所谓“德”，就是人们为寻找生活道路而在听从实然的昭示和教训的“人化自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的胸怀或境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拥有的能够保障自己自在生活的理性及素养，其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中通过人们意识结构中的 “情”“知”“意”三结构而在生活中表现为体现生活态度的精神风貌、人生智慧的理论水平和人生取向的胆识谋略。所谓“据于德”，就是凭借我们的人生智慧去端正我们的生活态度以及在明智的生活态度中去追求可让自己获得自在与尊严的人生。总之，“道”与“德”这两个字，在我们不可能走事物的变化之前的“计划没有变化快”的现实生活中，强调的是人们尊重自然的自觉性和把把握自然的主动性，体现的是中国人在“实事求是”［8］中通过取得实然的效果而在自为自在的意义上去与天合一的信仰，千万不要把它看作是外加于人的什么规范。如果是什么“规范”的话，也只能去作“交流”、“倡导”或“认同”的理解。这是因为，人们在追求智慧与把握道理中，天是默不作答的，讲究的是主动和自觉，不存在也不承认超越自己主观能动性中的教条。由于讲究主动和自觉，对于把握道理而言，可以说中国人是生而有着自由的精神。但中国人的这种自由精神，是通过尊重自然的的自觉性来表现的，有“诚之”的自觉理念，而无“放任”之自由主张。

由于我们在思想交流中的言说的和我们在生活所作出的选择，都是外在于自己的实然告诉我们的，为此，我们可将这实然之诚的言说，视为“天命”。同时，上苍让我们生而有着作为万物之灵的主观能动性，使我们能够在自身的实践中去领悟和总结经验与教训，这也可视为“天命”。为此，我们讲“天命”，不是讲宿命，而是相反，是讲人们在不断发生着变化的世界中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由于这“天命”是要求我们去把握事物的变化之“理”，为此，我们也可以称作“唯理主义”。有了这样的认识，对于古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说法，就不难理解了。

在中国“诚之”于实然这一“诚”的言说的“道统”中，“天”与“人”被合在一个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这与我们用实践的哲学将西方主客两分的世界进行结合有相似性。区别在于，中国文化，没有脱离主观的客观世界，也没有脱离客观的主观世界。或者说，我们只有“主观”，没有“客观”。 因为能有“观”的只有“人”这一主体，作为“客”的“天”或“物”是没有“观”的，只有“德”或“性”。在我们的“主观”中所看到的，是“本然”、“应然”、“实然”、“当然”、“所以然”、“以为然”之类的东西，是在反复的观察与实践中通过人们相互之间“观”的交流去把握和发展的，来之于事物的变化及其自在的言说，除了实然提供的事实和他人对此的看法，是没有超越主体也超越自然界的绝对的存在或“理念”，亦即所谓的“客观”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脱离主观的客观世界”，只是以其变化轨迹和自在的事实，让我们在“情”“知”“意”所参与的实践中弄清的体现为“来龙去脉”的实然之“理”，我们称之为“定数”。即在事物所表现的变化之“象”中，去把握事物变化的“本末”和自己生存和发展之“终始”。 而就我们这“没有脱离客观的主观世界”来讲，我们可称之为“境界”，也可以称之为“胸怀”。

我们在西方文化的崇拜中，在所谓“科学”的“客观”中，所谓的“理性”只剩下一个所谓的“客观规律”。对于人们在“明德”中“知止”的理性，因涉及人伦，大概要用上“非理性”。刚才我们提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对这句话，在西方的眼光中，也一定是闪现出“客观规律”的概念。不过，“客观规律”算是“定数”的话，在中国人“没有脱离主观的客观世界”里，还有一个“气数”的概念。所谓“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这“物”是“实体”，即时空中可以被我们感知到的与我们一起同在的东西；“事”是“人事”，即人们的活动。两者组合而成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物”的“本末”，是指世间之“有”，皆是时空变化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古人在来龙中称“生化”，我在去脉中称之为“衍存”［9］；“事”的“终始”，是指人的活动皆有其所遭遇的问题和要达到的目标，古人在来龙中称“中庸”，我在去脉中称之为“纹化”［10］。知道了事物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明白了自身的问题和在预知中可以争取的目标，我们就算是为自己找到出路了。这就是所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归结为一点，即中国文化，因其是在与天打交道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人们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有着与西方以通商为特色的西方文化不同的认知方式和认知对象。我们强调“文化自觉”，最主要的就是要掌握和运用上苍赐予我们的这种具有智慧本源意义的认知方式，而不是纠缠于我们在认知对象中有过怎样的历史形态和结论。为什么我们需要去秉承这种认识方式呢？一是这一认知方式为中国人独有，是我们要拥有自身智慧或者多有智慧的根本；二是这一认知方式有其与西方的思维方式更符合辩证法的要求，有利于我们继续去对事物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判断。我们在西方学到一个唯物辩证法之后，便用西方的眼光在“落后”的有色镜中判中国的认知方式为“朴素的辩证法”，却不识“阴”“阳”“五行”是我们的逻辑范畴。唯物辩证法只给予我们一句“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方法论命题，可我们古人已经通过这些范畴建立起了如何“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认识事物的逻辑体系。关于这种认知方式在哲学意义上所体现的与西方的差别，不是本文的内容，就不去谈它了。但却为中国人所应认识。

人们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去照亮前路而自在地生活于世的。在这由智慧照亮了前路的路途中，当我们对自己拥有的智慧有了充分的把握和自信之后，我们才会在生活有着忠贞不移的信念和迈出坚定有力的步伐。中国人必须在新的商品经济而不再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中去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并以此在新的生活形态中获得自己的自在和尊严。这是我们近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实质。我们应立足于自己的信仰，在新的问题中去树立我们的信念，进而创造出我们新文化，这就是我的一个态度。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过一个论题，叫做“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往深里想，中国文化，又何尝不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既然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按照逻辑，我们能够想到，中国文化可以成为人类文化的主导吗？与此同时，我们再转身面向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在“文明以止”中，我们有自信让中国文化成为人类文化的主导吗？现在西方人只是感受到了要向中国的孔子寻求智慧，我们就不能在现代的社会中用自己的作为和成就让他们也向当代的中国人寻求智慧吗？毛泽东在立足实践而进行的文化创新中，不是为我们作出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表率吗？就新中国的成长而言，我们已经有了正与反的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应该尽快在“合”［11］中去完成和确立“知止”的理性，从如何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际遇中去做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有信念有文化的中国人开始，然后在我们的选择中以我们的智慧去创造社会的文明，谱写出中国文化的新篇章。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出路，不只是不再被挨打，同时，还要回过神来，以自己的见识，展示出中国人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的情怀与创造力，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我们中国人应有的贡献，进而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呈现出中国人堂堂正正和有所作为的精气神来。

　　　　　三　我们要建立起民族的自在的共和的文化

在我们探索中国道路的实践中，我们除了割断自身的文化命脉而忘了自己是谁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尊重自己的历史，不善于从自身的实践中去接受经验和教训，从而在我们的出路问题上有一个“知止”的理性。这表现为如同我们以“专制”的罪名判了传统文化死刑一样，我们因政治需要而用“动乱”二字判了毛泽东在所谓“第二件事”中所做的探索与努力的死刑，进而人为割断了我们的历史。

中国人之所以崇尚祖先，敬畏天地，史学发达，我们是要从“诚之”于实然之“诚”去理解的。不尊重历史，不顾及事实，不总结前人的得失，是无所谓自觉的。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要敞开自己的胸怀，要动用自己的脑筋，要明白自己的问题，让事实说话，不要戴有色镜，不要先入为主，不要以为有超验的绝对的理念和普世价值，不要迷信祖传迷方，这就是我们要讲“天命”的实质，也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实际内涵。我们因毛泽东用“秦始皇”比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就以此说毛泽东是暴君；因毛泽东关于中国道路的探索及反官僚的努力有方法论的错误而归于失败并让社会为此付出了代价，就认为那是人类旷古以来的“巨大灾难”和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这除了能证明我们浅薄之外，可能对我们的实践没有切实的益处。我们是只有在“让事实说话”的“天命”中才能延续自己的历史的，也只有在“事实”中才能求到使自己能够获得自在出路的“是”。

毛泽东以其自身的人格和努力，使其在中国道路的探索中，成为了中国社会从专制文化走向共和文化这一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文化的创造者。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中国今后可能出现的有着自身民族特点的共和文化的奠基人。毛泽东是在中国否定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这种信仰，让其有了先入为主之见，然而，他毕竟是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长大的，也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素养，尽管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没有自身文化的自觉，但只是日用而无察而已。“尊重事实”与“先入为主”的矛盾，这是其一生反教条而终为教条所害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否定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是最坚定的主张立足实践和开动自己脑筋的人。用他的话讲，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我们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但只“法西方人”的文化走向中，已经难以找到与“毛泽东思想”相类似的中国人的智慧了；同时，承载中国人智慧的所谓“道统”，也快随着传统中医的死亡成为历史书了。毛泽东本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所害，可现在还有“先入为主”的人，说什么毛泽东不是“正统的马列主义”，真是可笑之致。我们还是少讲些“正统的马列主义”为好。因为正是在讲“正统的马列主义”中，才产生我们今天的医源性免疫力下降和失调。本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发展民族文化的意义上讲的，可经后来人一发挥，就成为支解中国文化的罪魁祸首。

因为事物的变化有着一定的定数，为此，我们依据一定的定数去做重现或者证实其实然的试验都是可以的。但毕竟我们是要过日子，以享受自在的生活为目的。不是为证明真理而生活，也不是从娘肚子里出来让人作试验用的。我们生活在自己用事实说话的自由于自己的价值观的判断之中，没有超越我们在经验范围内可以作出判断的“绝对真实”。让超验的理念和普世的价值去见鬼去吧，它不过是人类的臆想，或者假上帝发出的声音。在“天命”中，我们只需要“如何最好”和“何以可能”的“知止”和“能得”的“信念”，而不需要“绝对的真实”和“四海皆准”的所谓“客观”；我们是要让“主义”使我们成为自己，而不是要让我们去成为“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奉为正统，除了其唯物史观的学说与中国重道尊理和大同的社会理想相契合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方法论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也有着一定的暗合。这种理想与制度的契合与暗合，使中国人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以致人们十分轻易地便沉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淫之中。然而，不论马克思主义如何美妙，都只能是为中国人解决自身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方法论的参考，替代不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与实际感受。有道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去谈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这是毛泽东所一贯反对的教条主义。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本质上是以假设去取代信仰，是以自认为先进的文化去替代需要根置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民族文化，是以自以为是去取代历史的积淀。在我们的实践中，除了在自身文化发展上支解了中国文化之体外，就是在美容术中遮敝了在传统政治文化中遗留下来的锢疾。从新中国的成长历程来看，如果说我们是因历史的局限而一直犯着以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去替代民族主体文化的错误，那么，现在共产党为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地位，再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中谈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恐怕最实际的功用，就是可以霸占社会文化发展的话语权了。希望人们学到新的智慧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人们对于新东西的接受，却有着自己的价值标准，是一个立足自身实践的“觉悟”的过程。对于这个“觉悟”的过程，按毛泽东“推陈出新”的作为和理想，从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当是“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在这里，体现的是要以何种文化为根本的问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西方的文化体系为中国人做换脑手术，那么，“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则是以消化吸收优秀文化的形式在打针吃药。

马克思的学说，无疑给予了我们诸多的智慧启迪。但那毕竟只是一种学说，可以参考，可以借鉴，却不能奉为解决自己问题的法宝。中国革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所依靠的也不是正统的马列主义，而是在文化上“马克思主义化”了“毛泽东思想”。 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掌握了致胜法宝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要遭受挫折？以纠正毛泽东错误为根本的“改革开放”又走到了如今让人们的质疑境地呢？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由于没有民族主体性文化的自觉，进而从完善和提升民族文化的角度，切实地在针对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课题中，以社会主体的改造为出发点和归宿去认识和升华自身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一是过分相信自己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力量，使共产党人虽然有着“一切依靠群众”的自觉，但在不自觉中却走上了以自己的价值观去替代民族主体文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精英主义的道路。其结果，便是使新中国的政体，演化成为了“变态帝制”［12］。

或许，我们可以说中国人使用和创造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但在学理上讲，任何一种文化，作为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它是在“风”与“俗”的流变中以“止于至善”的机制进行承传的。这在文化的发展上，表现有一个“常”与“变”或“习俗”与“时尚”的问题，是在“文明以止”的演化中不断丰富智慧而得以完善的思想体系，体现为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一个有着存在论价值论方法论的整体，其积淀在我们得以维系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并在人们的生活中支撑着人们的信仰。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不是随意的拼凑之物。如果我们有着自身文化的自觉，要在实践中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就应当在保守信仰和取得信念中通过体系化来保持自身文化的完整性。信仰，是价值论，不是方法论。属于方法论的东西，是人们在信仰中的信念。信念可在历史之前，而信仰必在历史之后。中国人是有着来自于自己历史的信仰的，用俗话说，就是“要懂道理和讲道理”；用书面语讲说是“志道守德”“以和为贵”或“理尊于势”［13］“天人合一”或“穷理尽性以至命”。在这信仰之中，也可以找到中国人最坚定的信念，这就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或者说“人为万物之灵”“坚持就是胜利”。中国人在挨打后反传统，只能说明人们对儒学的三纲五常失去了信念罢了。

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极为不屑了。就其原因，自然是有着共产党人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缺陷。但是，如果我们尊重事实，真正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出发，不是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就会看到，中国人还没有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出和形成能让大家能够相互认同的信仰和信念，是其我们目前这种社会状况的根本原因。我们要的自由，是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环境中才有的。如果我们大家有着一致的认识和看法，而不是相互争斗吵闹，所谓的“专制”也就变成了自由。李敖说得好，什么是自由？“内求诸于已，外求诸于宪法”。即自由就是内求诸于自己的理性，外求之于社会的势理。在我们历史上存在过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争端，已经用事实向我们说明了，我们没有一致的认识，就只能是在我们的实践中从一个专制走向另一个专制。我们要的不是“自己一朵花，别人是豆腐渣”的自由和民主；而要的“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自由和民主。可以说，因为我们还是吵闹的中国人，所以中国还没有所谓的自由和所谓的民主。这应了我特别强调的话：“没有新人，就没有新社会”。不是共产党人不行了，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在忘乎所以中丧失了“如何是好”和“何以可能”的“知止”的理性，进而缺少了共同生活于全球经济化时代的民族精神。我们是人云亦云很风行，随波逐流很在行，充当马后炮不落后，发牢骚的本事最高强。人们从未彻底地去曾想过如何成为充满智慧和自信的新人，并按照自己所树立的信念去选择生活，却非常希望能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新社会；不去追思具现代性的中国人当怎样，却一门心思去描画着中国的现代化的美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不知“现代化的中国”，在将来会是谁下的蛋，而这个蛋，又是怎样的美奂绝伦。

中国人相互争吵，只不过是重复着瞎子摸象的故事，是理性不全，是不能辩证地看待问题。这体现为我们还处理不好关于自身文化的传承与外来文化的借鉴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体现为我们在自见问题上，或者说在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上，还没有从总体上弄清我们到底是需要什么和要解决什么这一“知止”问题；体现为我们在向西方学习中并未从自身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对自身及自身所面临的生活还没有一个清醒和完整的认识；体现为我们实用主义的多而理性主义的少，还没有完全开动自己的脑筋；体现为我们的交流与沟通还不够充分。我们只知道要吸取人类优秀的文化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智慧。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但是，我们应以古为主？还是以洋为主？又怎样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呢？所谓“推陈出新”，是只求用新，而不留旧的吗？如果讲“实事求是”，那么，我们究竟要以怎样的局面才能适应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问题都没有在我们的新文化中得到圆满的解决。总之，我们还没有在交流与认同中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念和产生让人信服的主流文化，还只是有着要超越西方或者就象西方那样改造我们现实社会的愿望和激情。在这之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人不明白，其实我们要的只是自在，并非是放任自己的自由。自由的目的，是为了自已的自在。绝对的自由，只要你生活中人群之中，是没有的；大概只有天堂有。我们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们肯定“自由竞争”，可是他们却否认“阶级斗争”；他们需要保障“自己的权力”，可是他们又否定“社会的权威”。

有道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14］如果我们要让人们在拥有自己的信念中解决人们的所谓共识问题，迈出协调的步伐，是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智慧，处理好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究竟“需要什么”和“如何去得到”的问题。这在里，“需要什么”的问题，是一个“知止”的问题；“如何去得到”的问题，是一个“能得”的问题。为什么要处理好这两个问题呢？这是因为，首先，“知止”和“能得”，对于主体而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对事物有所求而不“能得”，不能称着“知止”；所取事物“能得”，但取来之后对自己有害而无益，也不能称为“知止”。其次，“知止”和“能得”，一方面是主体智慧的体现，一方面也是主体在不由自己完全掌控的生活环境中满足自己人性发展的现实需要。人们在生活中所作所为，其终极的目的，是为了在其生活的环境中获得自在和美满的感受，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至善”，而“能得”可至美满，“知止”可在心安中而至自在。现在我们在走马灯式的词汇创新中又提出了“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等诸多理念，虽然算是一种“知止”，但由于缺少本源、途径、方式等具体内容，可望而不知怎样“能得”，属于新的理想主义，除了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具有反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进步意义外，是无以让人们产生共识和树立信心的。

我们是在不知“止”也不能“定”中心浮气燥的，也在心浮气燥中以实用主义而非理性主义的眼光向西方学习的。正因为这样，在我们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因那些在外在追求实然重现的所谓真理的勇士们，置主体不能重复和历史不能重复于不顾，将自己的脑袋系在创造西方文明的西方人的屁股后面为中国人的中国大施美容之术，使自身理性与文化受到抑制而表现为理性的苍白；同时在功利的驱使下，我们的社会也在人们的实用主义中因缺乏理性督导而不自觉地走上了远离时代需要的精英主义的道路。

如果我们说共产党人是还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法统的话，我们的自由主义的幻想家们，则是因为感受到中国落后的所谓专制制度的压迫进而渴望有着西方所谓民主制度的自由，便企图通过全盘西化来让中国人得到永生。但西方人有西方人所感受的真实，中国人有中国人所感受的真实，主体不能重复，历史不能重来，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我们且不说这文明背后的文化与真实将通过怎样的过程去连接，单就将别人暂时处于领先东西便视为不可变动的完美之物而照搬，不是盲目，也是短视。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社会，才有什么样的文化形态。人是可以变化的，但人是社会中的人。许多人崇尚多党政治中的轮流执政，似乎这就民主了，但从我们社会的真实来看，因我们还是从自己历史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有着自己所面临而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向西方的学习中，除了学些皮毛，拣点剩菜，要跟西方无二致只有在梦中了。就民主而言，其实质是人们在自身的创造力或劳动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之后，在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中所引起的个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相应调整，体现为社会中的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保障其能够发挥创造力的权利。也就是说，民主的要害是在于民众获得了多少权利，而不是有多少个政党。如果中国人的小农意识和奴才意识不除，没有在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中树立新的信念，没有在社会的发展中提升自己的能力，什么党上台，都是官老爷，都是新瓶装旧酒。这是因为共产党带领我们在社会主义理想中所进行的实践已经为我们说明：上层建筑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存在，或者说人们的社会关系要以人们的交往方式或交往水平来决定。中国人习惯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在斗大一个天中，都认为自己很聪明，“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是豆腐渣”。如果我们真的想过相互得到尊重的高质量的生活，大概不必一定还要在多党政治中去强化这种习惯。社会的进步，不是党不党的问题，最根本的是组成我们社会的人有了怎样的变化的问题，以及我们在变化的社会中掌握了怎样的文化的问题。我们要以人为本，不要以党为本。党只是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罢了。若历史地看作为民主的社会力量的所谓政党，在我们的历史中可找到“群而不党”的士阶层，而在西方历史中可据的则是贵族；同时，在我们历史中产生的政党，皆是在民族矛盾中为民族的前途在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中诞生的，具有民族矛盾高于社会矛盾的性质，与西方在社会的阶级矛盾中发展起来的政党也有所区别。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果我们放弃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教条，用“民众”即“社会”来理解所谓的“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反精英主义的道路，就是“民众主义”［15］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中，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前提下，让人们通过政治参与，在“以德为本”中建立起具有崇高威信的 “树社会正气”的政府，并在所恃之理中，通过人们的创造，产生出繁荣昌盛的外势来。简略地讲，就是走“内理外势”之路。

现在所谓要“复兴中国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者们，虽然在儒学中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但在其同样能在现实中感受到的儒学的穷路中，并未去思儒学之变，以便以圆通的智慧让中国人去正视西方的文明，进而通过新的文化创造去保持中国文化的自在和个性；而是抱残守缺，不思进取，置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中国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于不顾，反倒是企图劝中国人都回到汉朝去。为此，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诉求，只能算是在不识变通中渲泻情绪而已。如果不是“夜郎意识”，也只能算是现代阿Q。至于有人以“即用见体”和“新儒家”的名义出台了要在中国创建具有“公民宗教”性质的所谓“儒教”［16］而言，则可看着是我们在西方学习中的另外一种伸延。即在西方基督教的“即用”中，“见”到了中国儒学也可以创一个教的“体”罢了。大有西方有，我也要有的意味。其本质，仍是不知自己是谁，要过怎样的生活。

自在要能自强，自强要靠自主，自主要有自见。当我们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之后，必须去完成对于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在认识自己中拥有面向未来的以文化为载体的智慧与信念。用我们先人的话讲，就是要在“天人合一”中有“知止”的“明德”。我们所要建立的文化，由于是“以德立国”，所以是民族的；由于是“内理外势”，所以是自在的；由于是““树社会正气”的，所以是共和的。现在有人在讲“五星红旗理念”［17］，在我看来，如果要将的我们的理念通过象征意义展示在五星红旗上，可将其中的大五星视为能够照亮我们前路的体现为智慧与信念的明德；而其余四颗星，则表示我们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与国防这四个方面，凭借中国智慧去取得现代化的成就。这样，便通过一种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的组合，去完整地表达和展示中国人的信念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与文明。

　　　　　　四　“人民共和”是怎样的社会形态

所谓“人民共和”， 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这四个字当作“‘人’之‘民’‘共’同‘和’于情势［19］”来理解。即“人民”，是“人”之“民”，指在生活中追求人格完善的能够称之为“人”的公民，代表具有一定政治权力和一定道德水平的实践主体。而“共和”，是动词，不是名词，指是“共同”“和中”，表示体现出所谓“民主”特色的社会存在的方式。“共”，指在“理”与“势”的关联中以反对“以势夺权”［20］的政党政治为旗帜而以广大民众在成为社会权力主体基础上组合为最大社会势力和政治支柱为标志的社会背景；“和”，指人们在以立德为根本的追求人格完善的自由竞争的社会生活中，以社会的情势发展为基础，通过以树立社会正气和关注每个人的发展为准绳的具“以政代教”功能的政治体制和共同遵从社会发展的实然之理的社会实践，去争取社会保持协调稳步发展的社会环境，并以此获得整个社会的发展外势。“共”是前提和基础；“和”是目标和过程。体现了人们“知止”的属性。在这里，“人民”与“共和”的组合，是一个观念主体与主体行为的结合，体现为新人与新社会的有机整合。没有“共和”，“人民”便没有安身之所；没有“人民”，“共和”便没有了生命与活力，而只是一块欺世的招牌。

原来用作名词，表社会状态概念的“共和”， 是我们在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对于西语republic的解读。我们之所以用“周召共和”中的“共和”它来翻译这个词语，我认为这的一种附会的选择。主要是取其有多个权力主体之义。在有多主的意义上，这个附会可说有一定的无奈与准确。然而从社会整合或治理的角度讲，我们则当对所谓的“共和”作我们在君臣商讨国事的“和议”来理解。即我们现在用的“协商”。西方多主的共和，在本质上，只是由于人们势力相当，而又要在一个社会中一起生活的缘故。中国因中原是一个好地方，对于土地的争夺很厉害，战乱不断，为此人们为了安宁而在暴力之中选择统一或一个君主。进而在理与势中有了霸亡王三道。总之，是生活成就了人，又由人成就了社会。我们要民主，但却要有强大的政府。这是我们人类过去及现在正在进行着的历史告诉我们的。而这不由自由主义者所识。

所谓“以政代教”，是指我们所要建立的政治体制因为是以德为本而所具的一种功用。即人们通过自己在民主过程中所取得的社会治理效果果去教育原本凭借着一定之理并自以为正确（是）的人们，让人们在实然的经验和教训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这既体现了中国人遵从天命的信仰，也体现了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所讲到的“分粥规则”。即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这个“以政代教”的政体之“体”是什么呢？就是在以民众为“帝王之权”、以政党为“圣人之权”［21］和民众代表为宰相之权的基础上，致力于社会的协调稳步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它是共同尊于“理”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体”，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要将我们历史中的“君主”地位，移交给“人民”；而政党作为“人民”在循理中的最觉悟者则发挥思想启蒙和理论指导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由“人民”在“树立社会正气和关注每个人的发展”的准绳中选出的“代表”，在人们的“信任”中去建立因“信”而生“威”的具有崇高威信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党，在这个政体中只是一个以学术和品德为根基的社团组织，是“人民代表”的预备队；而“人民代表”是人们从政的必由之路；“人民代表大会”是社会权力机关。对此，就我们的现实来看，我们已经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有了成形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剩下的，只是需要我们的共产党员都要在加入了由“人民”批准的“人民代表”之后才能从政而已。如果我们要进行政改的话，可以说是非常简单的，不用很复杂。现在共产党正在为保住红色江山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成效不好说，但如果采取加入由“人民”批准的“人民代表”之后才能从政的办法，我想同样也能在这种简单之中收到较为理想的效果。因为，这是“以政代教”。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用现在这样的认识去审视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探索，我们也可以在“造反有理”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群众运动”背后，看到在反社会官僚政治中的内在要求和呼唤。只是其当时思路不够清晰和明确罢了。

在“人民共和”的社会形态中，其最主要的特征，一是“以德立国；二是“以政代教”。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形态称着“社会主义”的话，则社会主义＝以德立国+以政代教。

选择“以政代教”的政体，其作为中国人的出路，代表的将是一条在保持和弘扬自身民族的信仰的基础上以光大中国的文化为战略目标的发展道路。同时，如果我们要确立“以德立国”的发展方略，建立“以政代教”的政体，就是我们的改革目标。随着这“以政代教”的政体的建立，以“人民”为指称的人格内涵和以“共和”为政体的社会整合方式，就实现对于中国传统的“君子”与“王道”的转换与承接，体现出中国人的新境界和中国社会的新气象，为此，我们可以将这作为中国新文化的特征。这一结局，将表明中国人完成了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进而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标志。

在这里，“人民共和”的这一政教合一的政治，其西方历史中的政教合一的区别是：“人民共和”的政治是以政为体以教用；西方历史中的政教合一则是以教为体以政为用。从作用于人们的道德水平的提高来讲，在我们历史中的教化，主要是以“神道设教”［18］，而随着人类生活的日益紧密，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则根据人们对理的遵从而以“然道设教”。

　　　　　　五　结语：自在、团结、进步是我们根本

天安门，是新中国象征。在天安门的两旁，一直分别悬挂着用红底衬托着金黄的两句口号，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为“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这是两句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人自强的底气与步伐的话。对此，人们在岁月的蹉跎中，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而在我的眼里，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它就光彩夺目地写在这两幅标语中。如果其中的“人民大团结”是价值论，那么，其中“人民共和”这四个字就是其方法论了。即因我们是采用“人民共和”，所以我们的“团结”能够“万岁”；又因我们的“团结”能够“万岁”，所以我们的新国家也能够“万岁”。

“人民”是在中国人的“团结”中站起来的，也希望我们的“人民”们能够在团结中健步走向未来。过去，我们讲团结，因其历史的背景是讲的打击敌人；我们现在告别革命，则是要在多赢局面中去共同维持我们的社会生态和树立社会的正气，继续发扬中国人以国为家的传统，珍爱生命，相互尊重。过去，我们的团结是靠有人组织的；现在我们在成为我们自己的自由中，则是要通过“和而不同”去保持团结。

中国的历史，以及欧盟的努力已经告诉我们，中国要想健康稳步地发展，是不能让一盘散沙状态再次出现的。

愿我们为团结而努力！

愿我们在团结中获得自在！

愿我们在团结中共同进步！

注：　

［1］    孙立平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6&ID=78441

［2］    见卢跃刚《棒喝时代：谁是有文化意义的中国人？》

http://cul.sina.com.cn/t/2004-07-01/65362.html

［3］    “文明以止”，可理解为“以取得最完美的结果为目标”。见《周易》贲卦彖辞。“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4］    本人关于弘扬中国文化的方法论的主张。见《要做有志气的中国人》

　　　http://jkr9183.blogchina.com/4010439.html

［5］    黄玉顺语（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见《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新儒家》

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bbs.asp?boardID=2&ID=11860&page=1

［6］    李泽厚语。见《已卯五说》之《说自然人化》。这里只借用其命题，不代表本人同意其观点。

［7］    《周易·系辞传》有“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是在与太阳打交道中产生的两个概念。即晒着阳光的地方为阳，阳光被挡住的地方为阴。就如同现在我们所使用的“矛盾”二字一样，是中国人认识事物变化发展的逻辑范畴。在这句话中指风云寒暑等气象。

［8］    “实事求是”这个命题，过去我们是当作求索真理来理解的，由此也出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伪命题。若将其放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来，则应当作“遵循规律去获得实际效果”的理解。因“是”这一概念或范畴，源于古天文学，是“天人合一”观的反映。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体系与以“在”为旨归的西方哲学有着根本不同的认知方式。

［9］    见拙文《衍存论》　http://jkr9183.blogchina.com/700877.html

［10］见拙文《纹化论》　http://jkr9183.blogchina.com/700872.html

［11］黑格尔的逻辑术语。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由正题、反题与合题组成的。即任何事物都是在“正———反———合”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中存在。

［12］杨光语。见《当前中国的政治衰变》

http://www.world-china.org/07/0705092902.htm

［13］“理”与“势”，是儒学中反映历史观的一对范畴。其基本的理念是理尊于势而又必待势之所恃。理即人们所把握的事物的所以然；势即恃一定之理的势力或趋向。本人从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特将这里的“势”作“权势”来理解。

［14］见《大学》

［15］见拙文《“民道”与侠士人格----民众主义论》

http://jkr9183.blogchina.com/3157286.html

［16］见《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会议]讨论主题：即用见体说儒教（陈明）》

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bbs.asp?boardID=2&ID=11369&page=1

［17］见网文《近期的执政理念写在五星红旗上》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4&ID=45655

［18］这里的“神”字，指自然界的变化莫测。即“阴阳不测之谓神”。

［19］是本人欲用于反映历史唯物观的一个术语。即将原儒学中与“理”对举的“势”，作“权势”与“情势”的区分。“情势”， 指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其与中国文化中用于反映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的“天命”一词相呼应。在其与“理”的关联中，情势又可分为“常然”、“必然”和“应然”三个范畴。

［20］“以势夺权”，是本人概括政党政治的实质所提出的命题。政党政治是人类在民主进程中的历史产物。其在人们的生存斗争中，表现为具阶级性的利益集团通过聚结自身的实力去操纵社会的公共权力，具有在恃理中花言巧语而假公济私的特点。其本质是人们在社会中决定公共事务的权利是有限的。这里的“势”，在西方体现为多党的政治，在中国则体现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1］“帝王之权”、“圣人之权”，为明儒吕坤语。其在《呻吟语》卷一《谈道》中有一段话：“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