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有志气的中国人----写在毛泽东诞辰112周年之际
一
2005年就要过去了，2006年又将到来。地球一日复一日的绕日运动，在悄无声息中度量着中国人走向现代化步伐。有人说这是质疑改革的一年，有人说这是媒体暧昧的一年，有人说这是有了新觉醒的一年，也有人在世象的变迁中发出积重难返的慨叹。不论是质疑也好，暧昧也好，是否有了新觉醒也好，是否是积重难返也好，都表明中国人还生活着，也还要生活下去。
中国人是很现实的。用西方人的眼界来看，也就是没有什么信仰，奉行实用主义。这种“现实”，虽没有什么具体的信仰，但却能够透出坚韧的信念。为此，华夏民族以坚毅和勤劳著称于世。从人类理性的角度来讲，中国人的这种“现实”，是人们对于自身智慧的依重，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于自身聪明才智的忠诚与运用，是相信自己的觉悟与能力，而不过多纠缠、迷恋和屈从于外在的神圣与强大。中国人视龙为神物，但同时又以玩龙为乐。正因为中国人在很现实中讲智慧，讲谋略，所以在中国才没有成活具实质意义或共识性质的宗教。人们由于是依重自己的智慧而生活，进而没有什么国教，这并不是一件羞耻的事，相反应当为我们有这样的理性和立场感到自豪与荣光。对于中国目前的社会现象，其作为人们在行为选择中互动的结果，有人归结为当今的中国人缺乏信仰，而我则认为是现在的中国人缺少智慧及底气。
中国人在讲现实中本来是以自己不愚蠢为荣的。如在世俗中，重庆人就喜欢用“宝器”“哈儿”戏谑别人，而成都人则以“瓜娃子”作为骂人的词汇。但自西方列强扫去中国人的尊严之后，中国人的生活被打乱，继而在仓促应战中，因祖宗传给我们的见识派不上多大用场而开始楞头楞脑起来。面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现在的中国人由于没有自己的见解，不仅没有什么智慧与本事可张扬，甚至自己是谁？东南西北在哪里？都是昏头昏脑的。在祖宗那里学到一点讲现实，虽没有多少智慧可以凭借，但可以玩一些小聪明，干一些偷偷摸摸的事。要么喊着振兴中华的口号而肥自己腰包，要么将自己的脑袋系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要么干脆去充当西方人的奴才来对付中国人。事情逼急了没有办法，便又开始埋怨和咒骂祖宗，说祖宗不是个东西，没有教对和教会自己面对当今生活的办法。
我们的祖宗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因我们的祖宗不是东西，现在中国人就改革一下去法洋人，变成中国人法洋人，洋人法上帝。自己没长脑壳是“瓜娃子”，幻想自己形同偶像是“宝器”，而心中只有自己是还未发育健全的“小子”。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了自己的主见，虽然在强调自主自强，大概也不是万物之灵，如果不是“瓜娃子”，也只能算是高级动物。
原来中国人因缺乏营养，被人称着东亚病夫，这个问题已经通过我们的体育成就去给予了有力的回答，但我们如果我们又缺乏思想和见识，可能还要防止又被人唤着有娘养没娘教的弱智人群。
二
现在大概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哀其不幸生在中国而成为了一个中国人，进而千方百计地想脱胎换骨，尽管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改不了，但希望拉出的屎是能够与洋人一样的。仔细想想，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中国人虽然没有什么国教，但还是有文化的，因毕竟还有着在地球上长见识的几千年的历史。如果实在是认为中国人不怎么样，也不要去责怪祖宗，因先人给予我们的仍是健全的身体，没有脑部的缺陷，也不缺胳膊和少腿。我们奈以生存的聪明才智，是靠自身后天的学习，而不是通过遗传。我们该怎样生活，完全可以自己选择，自己作主。如果自己生活得一团糟，只能怪自己缺少见识和胆略。古人再不才，还能提出一套人法地、地法天的东西，如果你认为自己很聪明，就提出自己在当今生活中去为人处事的方法，以至让人们在行为互动中有着至善的结果，不要没有出息地看着别人的荣光就去摆弄别人是如何如何。张三是张三，李四是李四，张三成不了李四，李四成不了张三，我们是要活出一个活脱脱的自己来。我们讲自由，更要讲个性。
李敖在大陆之行有一句妙语：“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永久的。”这句话值得人们去玩味。如果我们不把它只是作为两岸关系的影射，还可以在思想上获得这样的启示：人除了是经济的动物之外，更主要的还是文化的动物；经济上的成就是由其文化所作用的结果；人们在经济上的胜负最终将是取决于人们在文化上的胜负；我们所谓的政治，其实就是在经济中选择文化并以文化作用于经济的表现。而在文化的层面上，对“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永久的”这句话，我们还可以作“输赢是一时的，才智是永久的”理解。
中国人要活得荣光，除了自强自主之外，是还得加一个“自见”的。有道是：“伟人之所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跪着”。 自强要靠自主，自主要有自见，这是前提；而自见能成就自强，则需要识大体、知时务，这是条件。如果我们把这里的“自见”看作为是一种文化的因素，那么，“自主”便是政治的表现，而“自强”则是“自见”在“自主”中作用于经济的一种结果。就“自见”而言，我们在现代过程中仅仅强调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是还不够的，还需要在社会的人文方面也有着自己的话语与作为。否则，我们不是受着别人的牵制，就是堕落为浅薄的经济动物。
“自见”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或者说群体意识，它是一个民族具有其主体性的表征。而人们在经由自身觉悟而获得的自见中所拥有的自信，则是一个社会产生民族认同感的基础。目前中国人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所产生的媚外情绪，其根源便是我们在现代生活面前因无言以对而丧失了自身辨别与选择能力的结果。中国人在现代生活中的失语，不仅让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被冲击得体无完肤与面目全非，同时也让中国人自己都不明自己是怎样的族群了。所谓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也就无从谈起。
出于对自身民族的体认，或者说为着华夏民族的尊严，人们在发出振兴中华的声音之后，目前又有了复兴中国文化的呼声。振兴中华的声音是豪迈的，因为中国社会曾经经受也仍然经受着西方军事、经济及政治的强势逼迫，有一点男儿当自强志气。但是，复兴中国文化的呼声则带有一点凄怜的感觉，因为在西方文化挟强势地位的冲击下，人们一时失语而丧失和放弃了自身文化的话语权，不是顾影自怜，便是上演闹剧，让人可怜。所谓顾影自怜，表现为感觉得到中国文化是个宝，却又道不明白她如何在现代生活中派上用场，而无法让人们买账，只能当古董把玩。而上演闹剧，是指人们不去改变自身在现代生活面前的失语状态，而去抱着古人的腿，煞有介事地搞什么儒教，以便与洋人看齐，还美其名曰“即用建体”。
在西方人让我们开了眼界的现代生活中，如果我们有自强的志气，是不能失去或放弃自身的见识和话语的。我们可以一时失语，但不应长久哑然。这个“志气”，作为中国人要拥有自身的看法与说法来讲，如果我们不在激进中去言“文化革命”，则可以在冷静中称着“文化自觉”。即我们不要人云亦云，而要有自己的觉悟。这种“文化自觉”，在社会实践中，一方面表现为对西方文化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方面也表现为对自身的文化有一个得当的把握。按毛泽东“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话来讲，这个自觉是通过当代人在自身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所完成的对于人类文化的借鉴与吸收。因为“自觉”来之于自身在生活情境中对于生活情境的认知，不是脱离实际的幻想。我们既不能在向西方的学习中没有自己的思考，而只是一味地在实用主义式的浅薄中仰视着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拣一些现成之物，也不能因为自身家里藏有原有的好东西便在那里抱残守缺地顾影自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种，有志气，就发扬毛泽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精神，拿出自己的能耐出来，说出自己能够让人信服的服务于当代生活的话语，不要只知去拣洋人或古人的鼻子屎。就此志气而言，我们不仅要有在“自觉”中说出自己话来的志气，当我们有了这种文化自觉之后，或许我们还当生出毛泽东所谓的“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豪情。
三
对于中国所传承的文化，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不讲“光大”，却用“复兴”二字，我感觉有一点小家子气。这两个字除了暗示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古董之外，最多也只能说明你虽穷但家中可能还有一宝。如果我们为自己有五千年的文化而自豪，就不应当只是用来可以夸耀一下，而一定要让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它的作用，这就不是复不复兴的问题，而是我们在这智慧的承载中运用了多少的问题。如果你是认为在我们的文明史中还有着在新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中可资利用的智慧和潜质，就把发掘和展示出来，不要只去说祖先圣明，很有一套东西。这些人们都知道，关键是我们不能回到祖先们生活的时空。
现在一谈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人们就言必称孔子，话不离儒家；所谓复兴论者，多以儒家自居。其实这很浅薄，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仅可怜，也很可悲。他们只知中国文化自成系统，但不识这有着自身体系的文化，是中国人在解决自身现实生活问题这一过程中的智慧的沉积，是以人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为根基。我们传承文化，是去汲取智慧，而不是选择派别。儒家之言，对中国人的生活是影响很大，但对中国人生活影响很大的不只是儒家。儒学者，道之末，自给经济之用。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不仅不提“复兴”，而且贬儒家，我们能以此便判断他脱离了传统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事实相反，人们承认他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了，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也是中国新文化的奠基者。就反毛者而言，也不会无知到说他是民族的叛逆，而只能作出他的思想祸害了中国的判断。
毛泽东的智慧与功过，都是在为中华民族寻找现代化的出路中产生的。中华民族在它的影响下所创生的中国新文化，也是在中华民族在寻求民族自强的道路上彰显的。毛泽东能影响一代人，并在一个时代让人们扬眉吐气，是因为他让中华民族在面对新时代的进程中有了新的见识，同时也让中华民族在这新的见识中长了志气。尽管毛泽东的思想，因为其自身所受的局限，而未能为中华民族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但其立足中国问题，充分调动自己主观能动性以展示我华夏子孙的智慧与才能的作为，无疑为我们拥有自见和光大中国文化并产生和形成主流价值观提供了样板。我将这种在社会实践中开动智慧以延续和光大自身社会文化的形式，称为“本我通变”。这种“本我通变”，在内容上讲，是离不了在实践中对自身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所以在文化传承的意义上，又有着“师古宜今”的特点。就中国人的创造而言文化，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创造，都应纳入传统文化这一范畴之内，以作为我们所“师”之“古”。至于我们要在传统文化中去承传什么，从而有着怎样的文化传统，则完全奈于我们自己在“适宜当今”中的理性思考。
四
从以“师古宜今”为特点的“本我通变”的角度来看社会文化的发展，谈到中国文化，我们便不一定只作儒学或道统的联想，而可以说中国人创造的文化的就是中国文化；所谓复兴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通过自身的视野和话语去完成自身文化的现代性问题，而不一定是要有儒学三期或四期。
我们说中国人创造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有人一定会问这中国人如何界定？从人的文化属性以及文化的智慧属性来讲，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就是在东亚相对封闭的地域中，针对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在智慧的运用中延续下来的，有着自身文化背景的族群。这个族群是以农业文明为基准，而在以天文学为基础的天道文化的映射与同化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实践敬天和智慧崇祖的追求安稳与圆满的特点。根据这一特点，在行为方式上，我们又可以说，中国人是在对于自然的畏与敬中为获得自在而运用自己的智慧去寻求自然的辅佐并与自然为伍和为友，而由此在乐天中于命求安的人。这里，自在是以生活的艰辛与寿夭的莫测为前提的；自然的变化，生养着我们，于我们有恩，但其变化莫测，有时又于我们有害，寻求自然的辅佐并与自然为伍和为友，就是要捕捉自然的有序属性而悟道和顺从自然的有序变化而循道，并将自身融入到自然的化生万物的作为之中；所谓乐天，既是对于自然生化万物的赞赏，也是在把握自然中对于我之所能的怡悦；我之生死，受变化莫测的自然的支配和指使，故曰命，有命而得以生存，便有自己作为人的能动之性，以这样的能动之性去求取自在，体现在状态上就是在变化莫测的自然中能够获得心安；心安在于循道之理得，而理得需要尽性，即在实践中去获取智慧。由于变化莫测，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它源于天上的闪电，而这闪电，也是龙的原象，所以，就文化属性或文化背景而言，所谓的中国人，是在敬畏中将自然的表现视为神，而不是自然之物，并在这种敬畏中针对自然的有序属性而将求得事物变化之理作为第一要务，同时也针对自然的生养属性而将人的品格视为第一要义。
中国人是讲道与理的。中国人也不是没有信仰，有天理在，就是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也有信念，那就是天无绝人之路。中国人的品格，是其在求心安的历程中通过自觉去把持，同时又在人际交往中通过人们不与小人交往而得以维护。中国人有着对自然变化莫测的畏惧，所以中国人不需要教堂；中国人有着对自然生化万物的崇拜，所以中国人不需要宗教。人们的脸色就是教堂，自然的法则就是教义。
中国人生活在道理之中，是在道理中去求取生活的道路，为此一旦遇到不讲道理的人介入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活就会失去原有道理的力量，进而需要获得新的道理才能继续成为讲道理的人。中国的历史，就是讲道理的人不断遭受不讲道理的人打扰，最后通过较量而再归于又可以讲道理的历史。这里的“又可以讲道理”，在文化的走向上就表现为所谓中国文化的同化作用。而在此讲理与不讲理的较量中，中国人对于“理”与“势”这两个东西及其相互联系有着很深的感触。道曰：“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在者也”。
我们的近代史，就是中国人在与外界的交往中再次遇到不与自己讲道理的人的历史；而我们的当代史，就是我们拿不出什么道理好讲的历史。西方人讲力、讲势，不会讲你的理。要讲，就是讲你没有道理。因为它有“人权”的大棒。我们是跟着他们讲“人权”呢？还是就“人权”所涉及的问题讲出自己的道理？我们还能用自己的道理去说服和同化别人吗？我们还能在道理的把持中去求得自身的自在与心安吗？这些都需要我们去给出答卷。
从中国文化的同化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文化上表现为是一个有着多元冲突但最终会合入一个主流的历史，我们不能只谈多元，而忽视了主流。你不能说服自己，更不能说服别人；你没有话讲，但别人不一定没有话讲。如果把谁同化谁的意气问题放在一边，留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只有听别人怎么说的份吗？为此，我希望讲道理的中国人，要有点作为，要有点志气，而不是意气。
五
为了与讲力与势的西方人较量，就“力”而言，毛泽东在“斗”字用上“团结”之理，但过日子毕竟不同于打仗，我们不能为了团结而去团结；就“势”而言，邓小平在“赶”字上讲了个“发展才是硬道理”，但这还不完全，发展以要有科学性，也有道理要讲，应加一个“能”字，即“能发展才是硬道理”。
过去我们因落后而挨了打，所以在激愤中把今后“要打赢”和“不被打”看得很重，力气都用在了应付外面上去了，着实未能安心地过自己自在的日子。在
出身于农民的中国人，之所以被商人出身的西方人弄得神魂颠倒，有两个基本原因，我们必须正视。一是中国人在原有的生活中只发展了与生物学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学和医学，在形而上的万物一气的道路上，只发展了象数之学，而未能获得契机对这一元之气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发展出对形态与功用进行描述的“态数”之学，进而在物质结构方面留下了太多的空白，无法与西方人对话，进而将西方人视为神人。二是中国人因生活在道理之中惯常于依重道理和接受道理的支配，缺少契约观念和强辞夺理的锻炼，为此，在西方人得势不饶人的作派面前缺少争取自身权利的观念和个性，显得奴性十足，进而感到低人一等。前者需要我们象西方人发展的所谓“科学”那样，大力发展与“器”密切相关的关于结构与功用关系的“态数学”；后者则需要我们在得理不让人中学会保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做霸王，但要成为人民中的一员，同时也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在自身权利的斗争中不用毛泽东在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阶级斗争”这个词汇，还可以讲“正义斗争”。
在西方人介入我们的生活之后，就我们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来讲，有两个问题是需要切实面对的，一是我们是农民出身，现在与商人出身的西方人打交道，得学会做赚钱的买卖，不能总是在生意场上穷了自己，富了别人；二是中国富有的是人，得把所有人的主观能动性都调动起来，只让人有自由是不够的，得让人觉得自在，不仅有理可讲，还有尽情发挥的出路。为此，根据我们的文化背景，与其讲“建设和谐社会”，是不如讲“构筑乐天社会”好的。
六
在中国文化现代性问题上，相对于所谓的儒学三期及四期说，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有针对性的“汉学三期” 说供大家斟酌。
如果我们将中国文化或中国智慧，按西方人的习惯简称为汉学，我认为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在汉学的发展中当属于第三期。汉学的第一期，是指春秋战国以前的文化形态，以自然的道学为特征，以历法和阴阳五行为内容，是中国人思维的理性或逻辑工具书准备期。而汉学的第二期，是指春秋战国以后至鸦片战争这段时间中的文化形态，以人生的德学为特征，以诸子百家为内容，是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成型期。当前的第三期，则将以实践的“止学”，即知止之学为特征，以主权在民、人格完善、生产技术和美化生态为内容，即将《大学》中的“止于至善”予以系统化，是与西方文化完成融合的时期。
时间在我们的身边流逝，愿我们早日迎来有理可讲有章可循的充满灵性与生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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