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台湾亲民党主席
“三民主义”与“民众主义”，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一是它们后面都有“主义”两个字，代表着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二是对于有着中国意味的“民”而言，前者有“三”这一纯数字概念去提示“民”的社会进步心声，后者有三人为众这一隐含着“三”的社会概念去确立“民”的社会主体地位。这种对于“三”的表述的不同，体现在思想上有着什么不同呢？这就是前者是在西方影响下只止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而后者在西方的影响下则要求起于西方的唯物辩证法。
台湾由于历史原因，使其在特定的空间中率先走入了民主宪政，这是民族的进步，也是中华民族的幸事。我们要向他们表现祝贺，也要向他们靠近。但我们是不是要在与他们相“同”中去实现“一统”呢？也就是在思想道德上都共同遵循三民主义呢？我认为是不能够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不谋一世不足以谋一时。
台湾是进步了，但进步得还不够彻底。这表现在他们在向西方的学习中把西方的宪政形式拿来了，但还没有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完成对于它的消化。体现为中国人的一些劣根性还在宪政中产生消极影响，有着各种各样的“闹剧”。也就是说中国自身的文化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还处在西方的宪政形式与中国的文化素养发生冲突的阶段，还处在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与中国自身道德水平不相融洽的阶段，还处在儒学相对落后而被西方以文明的形式所传来的文化所打压而边缘化的阶段。李敖不是说了吗？政治是一时，文化才久远。也就是说，文化是政治的根基。那么，我们要在现代社会的宪政中注入怎样的中国文化的内容呢？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中国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复兴的长远问题。
就文化是政治的根基来讲，在西方的民主宪政中，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基督教在其中的作用。那么中国的儒学能不能在中国社会的民主宪政中产生同样的作用呢？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三从四德诸如此类的教条，而将儒学视为是在“道德”二字中的人生醒悟与自觉，并把这种“醒悟与自觉”的“道德”用李敖所谓的“有为主义”来解读，即精髓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那么，有为精神，既可以作为宪政的基础，也可以成为民族的灵魂，并在“醒悟与自觉”的“道德”二字中为中国文化留下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用有为精神去整合中国文化，让人们在“醒悟与自觉”中去行使自已民主的权利和追求自己的幸福的生活，这“醒悟与自觉”在现代社会中是避不开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问题的。对于马克思的说法，因我们有自己的脑壳，我们可以跟他说再见，但马克思指出的社会问题，是我们不能再见的。进而在我们的“道德”之中就必须有着我们与马克思的看法有所借鉴但也有所的不同的文化内容，对此，我称之为“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这在学理上体现为在毛泽东思想里面的“人民主体论”。对此，中国社科院的李德顺研究员早有论述。我称之为“民众主义”。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据说毛泽东语录目前在台湾较为畅销，我想这为台湾与大陆学界的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可以为“一统华夏”的问题，在文化上作一些探索。
总之，我认为，一统华夏的问题，应当建立在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础之上，即共同地让“道德”来作为我们宪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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